老实说，俞敏洪的创业故事是我做《赢在中国》的情感引爆点。
在做《赢在中国》之前，我曾看过一个关于他的电视片，说的是他在创办新东方初期，一个十分炎热的夏天，他每天上十节课。由于上课条件简陋，没有空调，教室里奇热难熬。学生是一边不停地擦汗一边上课，由于持续十多天的高温，俞敏洪担心学生会中暑，就拿一些冰块让学生们用毛巾包起来放在额头降温。这样的情形持续了十多天，他非常着急，一天下午，突然下起了瓢泼大雨，他冲出教室嘴里喊着“我的学生有救了！”然后在院子里号啕大哭。
这一幕让我伤心不已，泪流满面。俞敏洪流的是辛酸的泪，我是为辛酸流泪。这就是为什么《在路上》这首歌有一句“路上的辛酸已融进我的眼睛”这样的歌词。
俞敏洪曾是北大的老师，但由于在外兼职做英语培训被北大处分，而且是在北大广播中公布。这一情节现在听上去似乎非常地不值一提，但是在十几年前，那是一种很大的羞辱。那时恰好我在北大读博士，我住的二十五楼和他住的教工宿舍很近，当时并不认识他，但这种地理位置上的近距离似乎带给我一种心理上的接近，我能真切地体会他离开北大时那种难以言传的委屈感。北大代表着体制、代表着主流对每一个人的人生价值的认可，当然也代表着对俞敏洪的认可。那个处分之后，俞敏洪离开了北大，踏上了一条不归路，因为只有在这条路上他还能自我证明，能找回自尊。
从此，北大后面的民房成了他创业的起点。那里破旧的胡同和他出生的农村在贫穷这一点上毫无二致。这对于他这样一个敏感而细腻的人来说其心境可想而知。在北大就读四年毕业留校当上大学教师又辞职后，他的人生似乎又倒回到了十几年前。这一点比起中国历史上那些受尽挫折历尽沧桑的人来说不值一提。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自己的痛苦不会因为世界上还有比这更大的或者更值得的痛苦而让我们心中的痛变得微不足道，我们内心的每一次痛苦相对别人来说在我们心中都是那样的真切，那样的可感知。俞敏洪是一个极敏感的人，即使在今天，他的神经中有许多是外向主导型，也就是说任何来自外界对他的褒贬都会在他的内心引起涟漪，只是他有超出常人的能力来消化它并让自己处在一种平衡状态。
在北大，农村来的孩子俞敏洪是自卑的。四年的北大生活并没有减缓这种自卑感。而北大的处分似乎将原先所谓主流的光鲜的人生道路画上了句号。自卑也好，伤痛也好，都需要化解，都需要转化，否则他也会变成一个自卑的人，一个带着伤痛的人，一个充满着委屈的人或者对社会和他人充满敌意的人。但俞敏洪显然不是，而俞敏洪的经历是最有可能成为上述几种人的。这里的关键点就在于转化，转化之后我们看到今天的俞敏洪是一个自信乐观充满着人道精神的人，是一个有着生命激情并且通过他的事业表达传递这种激情的人，是一个敢掀开自己心底的任何一个角落的人，一个坦诚的人。
我所说的转化就是去掉自卑的壳，就是化解心中的伤痛。而这个过程就发生在他创办新东方并将新东方带到今天这个规模的过程。由于要成事，已有的自卑、痛苦和后来所遇到更艰难的困境都在为实现目标的过程中远离他了，淡了，消失了。而这个过程让他不断升华出更多的关于生命的感悟，感悟之后也就更加豁达。
能升华的生命才会谱写出华丽的乐章。这个过程让我想起了南非前总统曼德拉的故事，在监狱生活了二十七年的曼德拉出狱后就任南非总统，在总统就职仪式上，他将在监狱中看守自己的典狱长请到就职仪式的贵宾席上。他说，如果他不能坦然地面对他生命中在狱中的二十七年，他将终生生活在由自己构造的心灵监狱中。这个故事我记得对一些好朋友和一些亲近的人讲过，他们每一个人听后都非常感动，有的若有所思，有的为之动容，有的还向其他朋友转述。然而，在他们面对自己的心灵困境时，在他们处事的过程中，这种给自己构筑心灵监狱的事情常常会发生，只是构筑的牢固程度不同而已。为什么？因为懂得一件事的道理和身体力行做出来是完全两码事。就字面而言，没有人不赞同并钦佩曼德拉的举动，然而化作我们生活中的点滴却是那样的艰难，原因就是我们是否经历了人生的困境，是否经历了一件并不容易实现但是必须实现的人生目标这一过程。
这是我做《赢在中国》的体悟，也是用自己涉世肤浅的经历所理解的俞敏洪。最后，我引印度著名的哲学家克里希那穆提的一句话结束本文：
整个世界都埋藏在你的心底，如果你知道如何观看和认识的话，那扇门就在你的面前，而钥匙就在你手中。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给你钥匙或为你打开那扇门，除了你自己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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